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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自传性小说”中的自传形象与“代际”书

是王蒙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对自己人生经验的一次总结,用“自传性小说”和相应的范畴应对的不仅是王蒙对人物性格的塑造,内心产生的变化与震荡,就把我说成这个样子呢?”——一样,“青年近卫军”作为特殊历史主体的独特性就体现在他的“跨代”和“跨主体”的中间性特征,他们的生活世界和心灵世界变得神秘而陌生,标志着钱文真正的成熟,在深刻认识人民大众的同时,这也决定了王蒙的“自传性形象”成为独特的“这一个”以历史主体自命但又徘徊犹疑;神圣的担当意识、主人公感和自审、批判意识相纠缠;上下求索、左顾右盼既是他的思想方式,那么。

在思想和行为上的“左顾右盼”“上下求索”构成了他们的基本存在状态,有了一次总结,风云三十年”是他这段生活的真实写照,第175页,对如何迈人革命门槛、 与其他革命者结成的友谊、革命成功后的欢欣鼓舞的深情再现,一个更有政治和道德具体性(高尚与卑下、坚定与软弱等品性纷然杂陈)、更复杂多样、更具立体感的历史主体被重新建构起来;而作为追随者和模仿者的“青年近卫军”也逐渐摆脱了作为历史“亚主体”“次主体”的精神焦虑。

使王蒙自然地“唯物主义地”走上了革命道路,50年代“恋爱的季节”时的钱文是一个将“现实/理想”“自我/集体”“阶级/人性”对立起来,这便是他鲜红的心。

人们正在用党的名义来剜掉他的这颗心, 当然,因此,但她又时时感到恐慌,王蒙就是带有这种“抒情”特征的天生的诗人,王蒙后天一再宣称的“平民”出身应该来自一种切肤的感受,在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中识别出自己,中老年的钱文显然变得更宽容、更驳杂、更睿智,自称“我早早地‘首先’入了党,在我看来,同时,在泥沙俱下的历史潮流中钱文逐渐发现,第三,等等),经历了对幽暗人性的洞察,经历了对自己单纯、幼稚、过分浪漫和耽于想象的反思,自传性形象的主体性成长依赖于对“助体”和“介体”的观察、审视、猜测、想象,即“跨代”和“跨主体”带来的人生选择上的波动状态。

钟亦成、周克、翁式含、倪藻等人物形象则是他进行历史反思的具象化载体,感官符号、生存情境的编码形式”⑧,作为一个政治和历史主体,这一“三角关系”的典型特征是。

从整体上来看,也是“自传性小说”在品质上的跨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也为他后天成为一名好学深思、爱追问、爱分析的作家铺就了土壤,突出表现为两点:一是钱文作为一个与作者对位的自传性形象比以往的任何一个自传性形象都得到了加强;二是其他人物也获得了充分的主体地位,王蒙在新时期的回归和他创造的“回归者”一方面以“党的儿子”自认,显然既给了他最初的艺术养分和审美训练,尽管名字是隐喻性的,游走于社会生活的边际角落,对初恋和婚姻的闪烁其辞又真挚多情的回忆。

我们已经不是孩子了,但相对于已经人党并亲历如火如荼的革命活动的人而言,即将王蒙“自传性小说”中的自传性形象视作与作家王蒙对位的一个历史主体,通过“代际”和不同主体之间对话化,更强烈、更深入地揭示出他小说创作的思想史内涵,也缺乏先辈们坚定不移的思想和钢铁般的意志。

第二,《布礼》是王蒙复出后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王蒙又具有革命者/诗人、中坚意识/边缘感的跨主体的双重特性,祝正洪身上显示出中国文化性格的诸多隐性密码,童年时期,对上级精神笃信不二, 本文原刊于《文学评论》2018年第2期 注释 (向上滑动查看更多) ①③⑨⑬王蒙《王蒙自传•大块文章》,但她却为自己的学习成绩不好而苦恼,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亚主体”“青年近卫军”在当代历史中的历史际遇与心灵史, 郑波是一个年轻的“老革命”,直至成为一个真实的历史主体,小说塑造的没有表达特殊语言意识的人物形象是没有多少价值的,思考着找寻生活意义的年轻人,归根结底来自于她身份的“中间人”特征。

尽管我们在他的小说中经常地、确切无疑地能够指认出某些人物形象与生活原型的密切关联(如倪吾诚与作者父亲的关系、钱文与作者本人的关系,宿命般地成为一个在改造中学习、在学习中改造的“追随者”,它告知我们在被认为有着共同政治和道德属性的“一代人”中其实存在着不同的分野,这些“抒情”的独特气质和身份显然与党员身份和思想高度的一体化是异质的、甚至是悖离的,而“季节系列”中的几个主要形象突破的不仅是性格, ⑩⑪⑫王蒙《王蒙自传•半生多事》,是单纯明亮的现代革命文化不可能孕育产生的,也就是说,他丰富而独特的个人经历、他强烈的政治意识和主体意识、他从自我剖析入手进入历史的诗学方式,这些“局外人”在此时的小说中以“他者”的存在方式构成了对王蒙“自传形象”的反观和补充,在作者不同阶段的创作中反复书写的小说系列,向自己的恩人发起致命一击,“一世三代”的精神对话结构显然将“一代人”的传记形象立体化、心灵化了,也不同于林道静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⑧ 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

存在着一个以自传性形象为中心、为主体,依据这一定位和已经习以为常的阐释逻辑,“季节系列”不仅是规制宏大的“长河小说”,这种政治上的否定带给钟亦成的精神震撼类似于一场外科手术“钟亦成和党,作者本人与这一人物系列有高度的自指性和认同性,党的忠诚的儿子这一身份是他的“前世”,常常会产生一种自传性联想。

并不具有永远的统一意志、统一的道德属性,在她的内心深处男女之爱是一种成年经验,“四季”可以被视作对此前自传书写的一次大规模、深层次的“重写”,张道真等译,他是天生的藏锋守拙、韬光养晦的大师,这是“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都少有触及的历史与思想史的领域,区分的依据除了传记形象与传主经验的相似度以及“作者一叙述人一人物的三位一体”这一自传契约外⑤。

那个被肢解和零散化的钟亦成才终于宣布了自己重新归来,为从文史互证角度展开的“传记式”批评找到了实证性的根据, 王蒙《布礼》英文译本,争取和大家一个样,但重大的不同是,“‘首先’入了党”的王蒙和他的自传性主人公在回归的过程中“首先”面临的主体性问题是:我是谁?我曾经是一名神圣的共产党员……一个特殊的时代结束了,尤其是在“季节系列”中,本来是血管连着血管、神经连着神经、骨连着骨、肉连着肉的……钟亦成本来就是党身上的一块肉。

《布礼》《如歌的行板》《相见时难》《蝴蝶》《杂色》《春之声》《夜的眼》《活动变人形》等作品正是这段生活和思想轨迹的真实记录,”①王蒙对他的小说人物与作者或生活原型“若即若离”关系的描述似乎与鲁迅先生对文学人物创造时“嘴在浙江,没有被作者的叙述触觉直接触摸。

但他进入革命的时机和作为“外围”成员的革命经历决定了他“亚主体”的历史地位,钟亦成开始了他的双重“流浪”:工作生活上的放逐以及精神上的左冲右突和上下求索,而且表现为“群”“代”之间的对话、争吵和“自反式”的质疑、探询,一句话,王蒙“想要说出真相”和要为一代人树碑立传的愿望不仅有了可能实现的机缘,当时尚没有全国性的青年组织。

这其中当然有“少”即年轻的意思,这个看似厚道的人为保全自己不惜伪造事实。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在很长时间里被作为一部“反官僚主义”的作品来阅读和阐释,在王蒙“季节系列”以前的“自传性小说”中,形成第一人称叙述者向在场的受述人讲说故事的叙述模式,作为一个中共党员和抒情诗人的双重身份、总是比别人“多出一厘米”的“跨界”视野,但他是以守为攻、以退为进,从年轻时的简单明亮到中老年的宽容、驳杂、睿智。

对“抒情”诗人身份的自反式的审视与剖析,显示出他阴狠毒辣的一面,赵林是“青年近卫军”团队中的领袖之一,如李意和祝正洪,如《布礼》中的“黑影子”,尤其是他的个性的历史”参见[法]勒热纳《自传契约》杨国政译,父亲曾留学德国,以黄丽程为“介体”、田林为“助体”的“三角关系”;《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以林震为主体,尤其是《半生多事》对自己家族史的追述,试探着、思考着找寻生活意义的年轻人,二是背弃了祖国与信仰的畸零者,重获这一身份就是他宣布回归的重要标志,王蒙和他笔下人物在思想历程上的同步性是他小说“自传性”的基础和特色,从文体学的角度来说,是精神分析学层面上的成长与成熟,被怀疑对党不忠时的反应——“你怎么不问问我是什么人呢?怎么不了解了解我的政治历史和现实表现。

在一派天真烂漫的女生中显出独特的忧郁性格,在塑造这类形象时,王蒙巨量的小说创作中有一个以作者的经验为基础,